不二齋原文
不二齋，高梧三丈，翠樾千重。城西稍空，臘梅補(bǔ)之，但有綠天，暑氣不到。后窗墻高于檻，方竹數(shù)干，瀟瀟灑灑，鄭子昭“滿耳秋聲”橫披一幅。天光下射，望空視之，晶沁如玻璃、云母，坐者恒在清涼世界。圖書四壁，充棟連床；鼎彝尊暴，不移而具。余于左設(shè)石床竹幾帷之紗幕，以障蚊虹；綠暗侵紗，照面成碧。夏日，建蘭、茉莉，薌澤浸人，沁入衣裾。重陽前后，移菊北窗下，菊盆五層，高下列之，顏色空明，天光晶映，如沉秋水。冬則梧葉落，蠟梅開，暖日曬窗，紅爐?氍。以昆山石種水仙，列階趾。春時，四壁下皆山蘭，檻前芍藥半畝，多有異本。余解衣盤礴，寒暑未嘗輕出，思之如在隔世。
翻譯：
不二齋，屋旁有株高三丈的梧桐，樹冠茂密，能遮蓋住大半個屋頂，但遮不到圍墻的西面，（我，指作者）就在這里種上蠟梅，（這樣子）看上去周圍全是樹蔭，連夏日的暑氣也擋在了外面。從屋子的后窗看出去，有段比窗欖略高的矮墻，（它后面）是幾只瀟瀟灑灑的竹子。（我的，指作者的）內(nèi)堂里掛著一副鄭子昭寫的“滿耳秋聲”的橫幅。（院子中間）天光照射下，抬眼看去，就象玻璃、云母（一樣透明），總覺得自己是坐在一個清涼的世界里面。屋子里面放滿了書，從墻角一直堆到了床上；各種擺設(shè)品也合適的安放在一些（需要他們的）地方。
我在房子的左邊放了張床，并擺上竹幾和蚊帳，以防蚊虻。（我坐在床上），看到窗外的樹葉透過蚊帳，連墻壁上也印上了綠色一樣。每到夏天，建蘭、茉莉的香味四處飄散，連衣服上也有它們的味道；到了重陽節(jié)，又在北邊的窗下種上菊花，分上下五層擺放，看上去顏色秀麗。到了冬天，看梧桐落葉，聞臘梅飄香，（體會）太陽溫暖的曬在窗前，……再用昆山石種水仙花，放在幾級小幾上面，等到春天，四下句全是山蘭花開。我在花圃里種的半畝芍藥里面，還有幾本是稀有的。我就在這樣的環(huán)境下坐在家里，一年四季也不出門，覺得就像生活在夢里一樣。
作者資料
張岱（1597年?1684年），又名維城，字宗子，又字石公，號陶庵、天孫，別號蝶庵居士，晚號六休居士，漢族，山陰（今浙江紹興）人。明末清初文學(xué)家，散文家、史學(xué)家，還是一位精于茶藝鑒賞的行家。是公認(rèn)成就最高的明代文學(xué)家，其最擅散文。他的散文語言清新活潑，形象生動，廣覽簡取，《西湖七月半》《湖心亭看雪》是他的代表作。著有《瑯?文集》《陶庵夢憶》《西湖夢尋》《夜航船》《三不朽圖贊》等絕代文學(xué)名著，另有史學(xué)名著《石匱書》亦為其代表作，李長祥以為“當(dāng)今史學(xué)，無逾陶庵”。
高祖天復(fù)，官至云南按察副使，甘肅行太仆卿。曾祖張元汴，隆慶五年(1571)狀元及第,官至翰林院侍讀，詹事府左諭德。祖父張汝霖，萬歷二十三年（1595）進(jìn)士，官至廣西參議。父張耀芳，副榜出身，為魯藩右長史。張岱的出身，又是書香門第，家學(xué)淵源。先輩均是飽學(xué)之儒，精通史學(xué)、經(jīng)學(xué)、理學(xué)、文學(xué)、小學(xué)和輿地學(xué)。被舅父夸為“今之江淹”。天復(fù)、元汴父子曾撰修《紹興府志》《會稽志》及《山陰志》，“三志并出，人稱談遷父子�！保ā都覀鳌罚�(下引張岱詩文及評論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、夏咸淳點校的《張岱詩文集》者，均只注篇名。）祖父汝霖，“幼好古學(xué)，博覽群書�！保ㄍ希┲晾希植会尵�。曾積三十年之精神，撰修《韻山》，后因與《永樂大典》類同而輟筆（《陶庵夢憶韻山》）。張氏三世藏書，岱“自垂髫聚書四十年，不下三萬卷�！保ā短这謮魬浫啦貢罚⿵堘返某錾�，還是一個文藝之家。祖孫幾代都工詩擅文，咸有著述。天復(fù)有《鳴玉堂稿》，元汴有《不二齋稿》，汝霖有《石介園文集》，耀芳“善歌詩，聲出金石。”（《家傳》）張氏從汝霖起，自蓄聲伎，講究此道。耀芳“教習(xí)小蹊，鼓吹戲劇。”（《家傳》）到張岱這輩，則“主人精賞鑒，延師課戲，童手指千。蹊童到其家，謂‘過劍門’，焉敢草草�！保ā短这謮魬涍^劍門》）他拜師學(xué)琴，習(xí)曲三十余首，指法“練熟還生，以澀勒出之。”（同上《紹興琴派》）并“結(jié)絲社，月必三會之�！保ㄍ稀督z社》）張岱仲叔聯(lián)芳，“能寫生，稱能品”，與沈周、文征明、董其昌、李流芳輩“相伯仲”。又好古玩，富收藏，精鑒賞，“所遺尊?、卣彝、名畫、法錦，以千計�！保ā陡絺鳌罚⿵堘范δ咳�，亦自手眼不低，所作種種文物古玩之題銘，諸多磁窯銅器之品評，確為行家里手。
張岱生活于明清鼎革之際。明中葉以后，宦官擅權(quán)，奸臣當(dāng)?shù)�，特�?wù)橫行，黨爭酷烈，內(nèi)憂外患，愈演愈烈。賢能忠直，或被貶逐，或遭刑戮。與此同時，思想界涌現(xiàn)了一股反理學(xué)、叛禮教的思潮。以王艮、李贄為代表的王學(xué)左派，公開標(biāo)榜利欲、欲為人之本性，反對理學(xué)家的矯情飾性，主張童心本真，率性而行。這無疑是對傳統(tǒng)禮教的反叛，對程朱“存天理，滅人欲”的理學(xué)的挑戰(zhàn)。在這種思潮的推動下，文人士子在對絕望之余，紛紛追求個性解放：縱欲于聲色，縱情于山水，最大程度地追求物質(zhì)和精神的滿足。他們一方面標(biāo)榜高雅清逸，悠閑脫俗，在風(fēng)花雪月、山水園林、亭臺樓榭、花鳥魚蟲、文房四寶、書畫絲竹、飲食茶道、古玩珍異、戲曲雜耍、博弈游冶之中，著意營造賞心悅目、休閑遣興的藝術(shù)品味，在玩賞流連中獲得生活的意趣和藝術(shù)的詩情；另一方面他們在反叛名教禮法的旗號下，放浪形骸，縱情于感官聲色之好，窮奢極欲，焚膏繼晷，不以為恥，反以為榮�！叭饲橐苑攀帪榭�，世風(fēng)以侈靡相高�！保◤堝端纱皦粽Z》卷七）如果說前者主要表現(xiàn)他們的避世玩世的話，那么后者主要發(fā)泄他們的傲世憤世。在張氏祖孫的交游中，不乏這樣的文人名士。如徐渭、黃汝亨、陳繼儒、陶望齡、王思任、陳章侯、祁彪佳兄弟等，正是這樣的家庭出身，這樣的社會思潮、人文氛圍，造就了張岱的紈绔習(xí)氣和名士風(fēng)度，決定了他的《陶庵夢憶》《西湖夢尋》和《瑯?文集》的主要內(nèi)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