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菊與刀》是一部介紹日本國民性的書，是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(xué)家魯思•本尼迪克特從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而提交的一份研究報告，是一本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圖書。下面這篇文章是關(guān)于這本書的讀后感，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。
《菊與刀》是一部介紹日本國民性的書，是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(xué)家魯思•本尼迪克特從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而提交的一份研究報告，是一本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圖書。而作為一名日語專業(yè)的學(xué)生，想要對日本民族的歷史文化，社會等方面有所了解，于是便選擇了《菊與刀》這本書。
作者在書中把日本民族文化的矛盾性形象地概括為“菊花”與“刀”，“菊花”是日本皇室家徽，“刀”是日本武家文化的象征。該書以《菊與刀》命名，象征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和日本文化的雙重性。在我看來，菊代表了日本民族中謙和，隨性的一面，同時也說明日本民族具有菊一樣的品質(zhì)。刀則讓我想到了日本民族的“武士道”精神。它承載著日本民族的希望與毅力，同樣也代表著日本民族好戰(zhàn)的一面�！熬张c刀”這三個字更能充分的概括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和日本文化的雙重性。
日本人既好斗又謙虛和善，既忠貞又心存叛逆，既順從又不愿受人擺布等等，都能體現(xiàn)出日本人矛盾的性格特征。
天皇自古以來就是日本人強烈的效忠對象，雖然天皇一直扮演著“傀儡”的角色，但日本人對天皇的效忠感卻從未消失。正如書中所說“天皇和日本是不可分割的，沒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”，“沒有天皇的日本是難以想象的”“天皇是日本國民宗教生活的核心，是日本國民的象征，天皇是個超越宗教信仰的對象，即使日本戰(zhàn)敗，天皇也不會受到譴責”等。對于他們而言，只要是能表示“對陛下盡忠”、“讓陛下為我們放心”的事，那邊是理所當然的。這種崇拜之至今日在很多人心理依然存在。
日本有著森嚴的等級制度。長期、穩(wěn)定的封建等級制造成的影響滲透到日本文化的最深層。在日本，天皇不是人，是神，是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所有寄托。在明治維新前的日本，要求忠義的對象僅僅是被指向各個大名和將軍。而在明治維新后，新的統(tǒng)治者將這種力量抽離出來，附加在天皇身上。但由于“忠”是獻給最高統(tǒng)治者的，因此就只能獻給或許只有精神力量但全無實權(quán)的天皇。在日本文化中有這樣一句話：“各得其所，各安其份”。他們相信只要每個人在社會等級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，那么這個世界就是完美的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責任，同樣也有自己沒有辦法改變的地位。即使天皇沒有掌握實權(quán)，仍然是所有日本人心中的精神支柱。
這樣森嚴的等級制度，在戰(zhàn)爭中體現(xiàn)了強大的生命力。天皇的存在在日本儼然已經(jīng)發(fā)展成宗教，神的話語是沒有人可以質(zhì)疑的，這就為日本的戰(zhàn)爭找到了借口。所有的屠戮都可以以對為天皇“忠誠”找到借口。日本士兵在戰(zhàn)爭中所表現(xiàn)出的特性，可概括為勇敢、殘暴、致死效忠、絕對服從。這樣森嚴的等級制度讓每一個日本士兵都認識到自己的作用與能力。不管自己的國家在物質(zhì)上能不能與美國抗衡，仍然會不惜一切在精神上給對手打擊。而日軍在戰(zhàn)爭中表現(xiàn)出的勇猛充分印證了他們的所謂在、武士精神，這種戰(zhàn)爭中的不怕死精神在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、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曾出現(xiàn)，但作者對這種不怕死的行為十分的不理解。然而，戰(zhàn)時的士兵被冠以了軍國主義的思想，幼時的等級觀念在這個時候起了決定性的作用，對于上級的命令是惟命是從。這樣的心理給日本整個民族在二戰(zhàn)中帶來了遭難，也讓我們更好的認識了這個民族。
另一點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人對于“恩”的理解。首先，書中提到日本人對于“皇恩”都應(yīng)無限感激地接受，近代日本用盡一切手段使這種感情及于天皇一身。日本人對生活越是熱愛，就越是感謝“皇恩”。其次，在日本看來報恩是由條件的，就是施恩者必須是自己認為高尚的，可以償還的人。他們絕不接受陌生人的好意，也不會主動幫助陌生人，這就是日本人生活的習(xí)慣。日本人他們自認為是歷史的債務(wù)人，他們的日常決定和行動都必然發(fā)自這種負債感。最后，日本社會所講的“報恩”和“雪恥”的概念在我們并不陌生，但在日本文化中卻有異于我們熟悉的東西。比如“工作”也是要報答的情義之一，所以努力工作、極端敬業(yè)是毫無疑義的，否則對不起工作給你的恩惠。并且在工作是要對你的領(lǐng)導(dǎo)做到尊重與服從，這也是日本獨特的文化內(nèi)涵所要求的�！把⿶u”是對自己名譽的洗禮，當名譽蒙羞時，如果不報復(fù)、不洗刷罪名就對不起自己的名譽。
對于“忠，孝，仁”的理解。在日本的文化中，“忠”“孝”“仁”都占很重要的地位。日本雖然從中國引進儒家倫理中關(guān)于“忠”和“孝”的觀念，但卻極為鄙視被儒家視為最高準則的“仁”。 每一個日本人，尤其是日本男孩，自小接受的是“忠誠”、“仁義”、“孝順”的教育。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踐行著繁復(fù)的禮儀，并且是發(fā)自內(nèi)心地真誠對人，和歌、俳句也體現(xiàn)了日本文化崇尚美感、溫和謙讓的一面。但與中國人不同的是，日本人把“效與忠”認為是無條件的。書中寫到：在中國，比忠和孝兩種更崇高的美德是“仁”。父母必須有仁，如果統(tǒng)治者不仁，人民是可以揭竿而起的。效忠與否，完全是取決于仁與不仁的。而在日本，這是絕不可能被接受的。作者在本書中也提到，日本并沒有一種“極端的權(quán)威主義”。許多國家的青年人往往熱血而沖動，但在日本人眼中，“青年期應(yīng)該是一個服從家庭意志并培養(yǎng)家庭責任的時期”。日本人說，“他們尊重父親是為了訓(xùn)練、為了練習(xí)自己對權(quán)威的服從和尊敬”。所以日本的“順從”文化是極其特殊的，所以日本在溫順接受美國的改造計劃時他們的心理絕對不是“韜光養(yǎng)晦”，反而是真誠的反思自己的錯誤。
讀過這本書，不得不說一說讓日本國力大大增強的明治維新。1868年，以大久保利通、西鄉(xiāng)隆勝、木戶孝允等為代表的日本革新派為了廢除封建割據(jù)的幕藩體制，建立統(tǒng)一的中央集權(quán)國家，恢復(fù)天皇至高無上的統(tǒng)治權(quán)而實行“明治維新”，從而發(fā)展資本主義，并逐步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。
長期鎖國下的日本，終于在國際外部壓力轉(zhuǎn)換成為國家內(nèi)部變革的動力下，展開了明治維新運動。在明治維新的綱領(lǐng)指導(dǎo)下，日本派出由政府高級官員所組成的考察團，赴歐美各國進行考察。從此日本開始了國家工業(yè)化，開辦官營工廠，并大力的扶植民營企業(yè)。在一連串的努力下，明治維新使得日本變得更為富強。
明治維新獲得了空前的成功，但其成功也為日本甚至是全世界，同時帶來一些正面和負面的影響。其一是，當日本明治維新之后，因其富強而成為世界的強國之一，軍國主義的對外擴張，令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不斷的對外出擊。對全世界來說，明治維新的成功為他們帶來的是極大的威脅，因為一個小小的島國日本，竟然能夠擊敗當時的大國 — 中國，甚至打敗歐洲強國 — 俄國，令世界其它的列強大感震驚。
明治維新中的教育、軍事、立憲和經(jīng)濟改革的成功，也令日本的國內(nèi)軍人勢力抬頭。明治維新的立憲改革中，軍人在很大程度上擁兵自重，也掌握了國家決策大權(quán)，和德國迷信武力爭霸的一樣，日本自此也埋下了軍國主義的隱患，同時連帶的激起極端的民族主義。此結(jié)果使得日本在之后，向亞洲各地區(qū)入侵，甚而攻擊美國，終致自陷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的泥淖之中，成了人類民主自由與和平的殘害者，也因廣島長崎的原子彈，使日本成為全世界唯一遭到原子彈攻擊的國家。日本人民的死亡與財產(chǎn)損失，也算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迷夢下的慘痛代價。
明治維新，帶給日本經(jīng)濟發(fā)展及國富兵強，即使在明治維新的百年之際，日本仍是世界經(jīng)濟強國之一。國家政治、軍事以及經(jīng)濟的改革維新運動，必須以蒼生為念，以增進人民福址及人類全體幸福為依皈。反之，由于少數(shù)的人民和軍閥的思想阻礙，終將帶給日本人民、甚至世界其它國家無法彌補的傷害。
縱觀全書，可看出日本民族在禮儀上的觀念和態(tài)度上的嚴謹，同時日本是一個很團結(jié)的民族，自從日本派遣唐使來華，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禮儀之國，儒家文化也深深影響著日本民族的道德標準。
我認為，還是作者的一句話最能概括日本：“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溫和謙讓;既窮兵黷武而又崇尚美感;既桀驁自大而又彬彬有禮;既頑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;既馴服而又不愿受人擺布;既忠貞而又心存叛逆;既勇敢而又懦怯;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。菊和刀正好象征了這種矛盾�！�
最后，通過菊與刀這本書，不僅增加了我對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雙重性的理解，同時讓我對日語產(chǎn)生濃厚的興趣，從而想要去更深入地了解日本的歷史文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