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153.6萬人，比上年末減少0.6萬人。其中，城鎮(zhèn)人口1865萬人，占常住人口的比重為86.6%；常住外來人口745.6萬人，占常住人口的比重為34.6%。常住人口出生率8.12‰，死亡率5.49‰，自然增長率2.63‰。常住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312人，比上年末減少1人。
北京人口在減少，環(huán)京區(qū)域還會吸納人口么？
京津冀協同發(fā)展戰(zhàn)略，待領導層更換后，會不會就被擱置了？
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，討論的結論可能不一定很重要，但討論的邏輯過程非常重要。
1、在“趕人”之下，北京的人口確實在下降，但這不是市場自發(fā)的結果，也不是北京作為一座城市競爭力下降導致的結果，而是人為的結果。
市場自由競爭的背景下，一座城市人口量的下降，更多地反映了這座城市競爭力的下降，但北京的人口減少，并不源于北京競爭力的下降，而是來源于高壓趕人的結果。也就是說，這是政策的結果，不是市場的結果。
進一步直白點說，北京的人口量下降，緣于政策層面的揚湯止沸，而不是城市基本面層面逐漸惡化下的釜底抽薪。
2、人為導致的北京人口下降，之所以還在“人為”，源于政策還有任性的空間。伴隨經濟下滑壓力的加大，政策上的任性空間越來越小，小至一定階段，這種“人為”可能就“不人為”或“少人為”了。
中國政策的最大特點之一便是“多變性”。反向思考一下，北京上海如今還可以控制人口，源于當下的經濟環(huán)境還允許政策層面的繼續(xù)任性。一旦經濟環(huán)境惡化到一定階段，政策任性的空間就會逐漸消失，屆時，今日可以控制人口，那日便可吸引人口。
伴隨中國經濟增速的逐漸“凡人化”，未來中國經濟的引擎地必會越來越少，且會逐漸地轉移到幾個僅有的都市圈。
也正因為這個原因，去年以來，央府三令五申地推動都市圈戰(zhàn)略。
在學界，甚至包括一些央府智囊級人物，也在呼吁大城市的人口放開。
8月24日，*主持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，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參加了本次座談會。
陸銘認為，“要給大城市發(fā)展松綁，要看到大城市在引領現代經濟發(fā)展當中的引擎的地位。”基于此，他建議，“十四五”期間要加快對城區(qū)人口500萬以上城市的人口松綁。
陸銘指出，如果看更大范圍的城市密度，對比東京等世界大型城市，北京、上海等地的平均人口密度是低的。因為北京和上海目前郊區(qū)是可以容納更多人口的，這也是一個大城市逐漸發(fā)展成為連片發(fā)展的都市圈的過程。
從發(fā)展趨勢的角度來說，伴隨中國人口問題的下降和GDP增速的下降，包括北京上海等在內的都市圈，可能成為僅剩的中國經濟引擎之地，而這必然會倒逼現有政策的修正。
3、即使在人為的高壓之下，雖然北京人口總量確實在下降，但北京的遠郊人口量卻在增加中，所以北京這座城市的遠郊化趨勢已日益明顯，北京政府東遷必然加快這個趨勢，而真環(huán)京區(qū)域是遠郊化的覆蓋范圍。
從全球大城市的發(fā)展趨勢來看，東京、倫敦、紐約等大城市的發(fā)展，主要分為三個階段：
第一個階段是中心化階段，即人口、資源、資金等全面的內吸，導致城市中心地帶的迅速膨脹。
第二個階段便是遠郊化階段：當一個大城市中心地帶的人口越來越集聚，交通越來越堵，房價越來越高時，這個大城市便會開啟遠郊化趨勢，即人口、資源等向遠郊集聚。
目前的北京人口流動，正表現出遠郊化的趨勢，而北京政府的東遷和中央政務區(qū)的確立，則加劇了這個過程。
當下遠郊化下的北京，人口流動的特點是“中心地帶人口量在減少，遠郊區(qū)的人口在增加”。
2019年，北京內城城六區(qū)的朝陽、海淀、豐臺、石景山、東城、西城等六區(qū)，人口皆在減少，其中朝陽和海淀、豐臺成了人口減法的主角，分別減少13.2萬人、12.1萬人和8萬人；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2019年北京各大遠郊區(qū)皆在加人。
其中，2019年的通州以增加9.7萬人和人口增長6.15%,兩大指標皆位列榜首，而后，大興和房山分別增加9.2萬人和6.7萬人，位列增人榜二三位。相應地，北邊的延慶、平谷、懷柔、密云等四個區(qū)，人口也在增加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伴隨中央政務區(qū)的確立，央府也在政策層面有意推動北京的遠郊化：根據此前中央政務區(qū)的政策規(guī)劃，2019年末北京內城的東西城常住人口為193.1萬，到2035年減少到170萬左右，到2050年進一步下降至155萬左右。
所以說，有些人在焦慮于北京人口的減少，卻尚未意識到北京人口流動層面的遠郊化趨勢，而這個趨勢，必會利于真環(huán)京之地，如東南向的北三縣和廊永固等地。
此外，大城市發(fā)展的第三個階段是再中心化。
4、事實勝于雄辯，雖然北京人口在減少，而環(huán)京的廊坊，即使在控制落戶的2019年，人口量仍然在增加。
現實是最有說服力的答案。
2019年，在自身人口落戶凍結和北京人口減少的雙壓背景下，包括北三縣及廊永固霸文大等在內的廊坊常住人口，增加近10萬人。
5、從世界人口流動的趨勢來說，都市圈必是未來人口的主要流入池。
日本是最好的“先行者”：日本總務省公布的信息顯示，2019年日本全國總人口約為1.26億，連續(xù)9年減少。在此背景下，全國各地絕大多數處于人口負增長陷阱中，只有東京都市圈仍然保持人口正增長。
一個國家人口總量正增長疲軟，甚至負增長背景下，人口流動會日益的馬太效應，經濟活力最強的都市圈會成為最強的人口吸入地。
6、南北失衡逐漸替代東西失衡，成為中國經濟發(fā)展中的主要失衡表現。在此背景下，不管領導層如何更替，振興北方，以減緩南北差距會成為一個中長期的央府戰(zhàn)略，而振興北方經濟的最好切入地只有京津冀城市群。
政策變動成為一些人擔心京津冀協同發(fā)展戰(zhàn)略的未來風險，即某一天領導層更換后，會不會失寵。
以目前的中國經濟的失衡狀態(tài)來看，這個擔憂可能是多余的。
當下，中國經濟的失衡正從東西失衡轉變成南北失衡。在此背景下，可以預見的是，為了平衡中國經濟內部的發(fā)展不平衡，發(fā)展北方，以縮小南北差距，必成為央府不得不做的政策選項。而振興北方經濟的最大切入點和最有效率的切口，必是北京都市圈。這可能也是近期服貿會落戶北京和北京自貿區(qū)落地背后的重要政策考量吧。
7、真環(huán)京的北三縣、廊永固等地，伴隨通州副中心的崛起和大興機場臨空經濟區(qū)的推進，在交通、教育醫(yī)療、產業(yè)等層面的日益北京化，必會加快這些真環(huán)京之地的“軟性入京”，相應地，這此區(qū)域對北漂人口的吸引力也必會水漲船高。
當下的環(huán)京，其中長期的城市價值，主要看二點：
首先，看“京”，北京好，環(huán)京自然就更好。
其次，看環(huán)京與“京”在交通、教育醫(yī)療、產業(yè)等層面的一體化程度。越北京化，環(huán)京的城市價值越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