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半的時間里，曾小亮兩上八寶山。
送走的第一位好友，是某著名互聯網公司女性頻道的主編，突發(fā)腦溢血，去世時僅37歲。新近送走的是《健康與美容》雜志的主編孟玲和，48歲，開會時突發(fā)腦溢血，去世前幾天曾小亮還曾與其徹夜長聊。
從八寶山回來的路上，曾小亮一個人沿著長安街走了好久。這位酒尚出版人助理、情感職場專欄作家、總是為別人調制“心靈雞湯”的人，在那一刻，竟然抑制不住心生強烈的幻滅感。
他忽然間覺得，金錢、地位、名利都不再那么重要，生命、健康與愛，這些我們人生中更具有本源意義，但是長久被忽視的東西，慢慢清晰地浮現出來。
這是“壓力山大”的一代人。嚴重透支身體，恨不能每周724小時地工作，在躋身上層、功成名就的路上狂奔。他們的不安全感、焦慮感從某種程度上遠遠超過了父輩。
他們幾乎完整地經歷了中國社會經濟快速發(fā)展的三十，從物質財富的極度匱乏到迅速富裕；同時也見證了恢復高考、計劃生育、打破大鍋飯、企業(yè)改制、取消福利分房、中國加入WTO等種種既有秩序的被打破。
當秩序被打破時，總會有人為此付出代價。這一代人身上深深烙上了中國社會經濟發(fā)展代際變遷的印記。
35歲老了？
提前來臨的焦慮、無措、迷茫
科銳國際人力資源公司業(yè)務總監(jiān)劉峰前一陣子剛剛接觸了一家叫“豆瓣”的互聯網公司。讓他這個做了十幾人力資源工作的老“獵頭”有些意外的是，豆瓣公司員工的平均齡非常小，大概在25歲左右。
大約三前，劉峰和騰訊的HR有次聊天，讓他印象深刻的是騰訊的“特色”之一“很輕”。
近十里，國內一些新晉大公司的出現，像百度、騰訊、阿里巴巴[13.42 0.00%]等互聯網巨頭的崛起，帶動了一個大產業(yè)，使很多輕人紀輕輕就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。
而且，互聯網等新產業(yè)的勃興，正加速著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和優(yōu)勝劣汰，也正拉低著職場人群的平均齡。
互聯網領域里“輕化”的公司正日益多起來。比如中國第一家女性團購網站“聚美優(yōu)品”，三個聯合創(chuàng)始人都是80后，一些中層管理者甚至是1989生人，今29歲的CEO陳歐一直有個想法，在自己30歲以前把聚美優(yōu)品做上市。他甚至坦言，在事業(yè)快速發(fā)展的這幾，他暫時不會因為結婚這類“家事”把自己限制住。
35歲在某種程度上就意味著職場“生死線”，對許多IT人來說，35歲甚至意味著技術生涯的結束。
現在，對越來越多在職場和事業(yè)上打拼的80后來說，29歲就已經臨近“過期”：青春的有效期29歲截止，一到30歲，就會被打上“Timeout”(過期)的印記。
對于那些最早一批進入外資企業(yè)“吃螃蟹”的人來說，現在已近人到中，更是處境尷尬。
一方面由于齡的原因，不少外企白領在公司的發(fā)展遭遇瓶頸，“在我這個齡和職位，繼續(xù)待在外企的話后面的路已經很清楚，升職上遭遇玻璃天花板，齡上經不起高強度的工作”。
另一方面，不少人由于產業(yè)大環(huán)境的變化，“金飯碗”的含金量正在加速褪去。
科銳國際早期的客戶源100%都是外資企業(yè)；公司成立五六時，2000左右，科銳國際開始與包括華為、李寧[5.90 -3.44%]等在內的本土企業(yè)有初步接觸；到2004、時，公司明確將發(fā)展內資企業(yè)客戶作為重點，彼時內資企業(yè)所占科銳國際客戶源的比例還很低；從、以后，內資企業(yè)的業(yè)務能占到科銳國際總業(yè)務的百分之二三十。“在高科技、互聯網這些行業(yè)，外資客戶與內資客戶的比重甚至是四六開。”
劉峰認識很多外資企業(yè)的高層或者中層以上的經理，在90代末或者2000左右，他們的職業(yè)很讓人艷羨，而現在職業(yè)的“含金量”已經大不如以前。“那時候的外企中高層，買兩套房子很正常，但是你今天進到外企，即使給你八千、一萬塊錢月薪，你什么時候才能買個房子呢？同樣是薪水，含義已經發(fā)生了深刻的變化。”
社會經濟的快速發(fā)展也讓職場危機提前而至，在發(fā)達國家，焦慮、無措、迷茫等中職場危機的表現通常發(fā)生在45～55歲，但是在中國卻提前了近10。
這是“壓力山大”的一代人。嚴重透支身體，恨不能每周7x24小時地工作，在躋身上層、功成名就的路上狂奔。他們的不安全感、焦慮感從某種程度上遠遠超過了父輩。
退休或重返職場？
參數未知的將來
“退休”，對當下這個人群來說，幾乎是一種奢望。
李強是一家私企的老板，早做生意賺了幾百萬后覺得足夠將來生活了，便結束了生意，開始安享生活�？墒遣坏绞�，他發(fā)現生活的發(fā)展完全脫離了他預設的軌道。“十前幾百萬足夠一個人安安穩(wěn)穩(wěn)過完一輩子，可是我沒有想到這幾房價、物價會漲成這樣，現在幾百萬還算個啥。”“安享”計劃泡湯的李強不得不重整旗鼓，再次創(chuàng)業(yè)。
劉峰身邊也有朋友有過和李強類似“提前退休”的經歷。這位朋友為了移民加拿大，在事業(yè)發(fā)展最順風順水的時候，提前結束在中國國內的工作，在加拿大當地隨便找了個工作。待到移民必須的居住時間期滿后，這位朋友想再回中國來發(fā)展，卻發(fā)現已經錯失了事業(yè)發(fā)展的最好機會。
對于至少還有些“家底兒”的李強等人來說未來雖然艱難，但還不至于毫無保障，對于更多的中職場工作者而言未來生活的參數一概未知，這種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更加重了這一群體的焦慮。到底有多少資產未來才可以安枕無憂？沒人可以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。
20多前，大學每的學費只有200元，現在有些專業(yè)已經沖上萬元，增長了約50倍。中國青報社會調查中心曾有一項7625人參與的調查統(tǒng)計稱，盡管78.8%的人認為和十前相比收入增加了，但是85.3%的人感覺自己的生活負擔比十前更重了。有人估算了近四十來中國人結婚的成本：70代末是600元，80代是3000元，90代是3.3萬，21世紀達56.6萬，越來越貴的中國式婚姻。顯而易見的是，中國社會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(fā)展，但人們的收入增長速度卻遠沒有跑過物價上漲的速度。
“在過去幾十的發(fā)展過程中，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就是國家對中層人群，其實沒有好的政策來扶植他們。”劉峰感慨，中層的賦稅很高，高到很嚇人的程度，而另一方面，國家給予這一階層的福利幾乎是零。“比如說我每月交那么多錢的稅，突然有一天失業(yè)了，卻發(fā)現我什么都沒有，真的是什么都沒有。”
對于這一現狀，資深產業(yè)經濟學家白益民認為，日本企業(yè)的員工對于未來的焦慮感要比中國低得多，“日本有約定俗成的終身雇傭制以及與其相配合的功序列制、企業(yè)工會。這是日本的三大神器。”白益民介紹，在日本的企業(yè)中，企業(yè)不會輕易裁員，功序列制是指工資待遇按員工的資歷慢慢增長，所以一旦進入一個企業(yè)，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未來在這家公司大概享有的工資待遇水準。
長期以來，對于中國是否應該采用終身雇傭制的爭論一直存在，白益民的看法是一些特定的企業(yè)可以嘗試這種制度，這對于企業(yè)人才的積累、技術的傳承以及員工對生活的安全感都將會有很大的幫助。
異化的人性
“被高速”的一代
曾小亮認為，整個社會在追求經濟高速發(fā)展的時候，同時導致了人性的異化。因為人不可能變成一個經濟動物，人有內在的自尊、自我，有對幸福感的追逐，經濟并不能滿足人們更深的快樂。“很多人在有了基本的物質保證之后，就會發(fā)現自己開始尋找新的幸福之道。”
“你會發(fā)現人們這種心理狀態(tài)的變化和經濟發(fā)展有一脈相承的地方，特別是在經濟高速發(fā)展的時候。”曾小亮注意到，中階層的這種集體性焦慮和迷茫，曾經出現在美國的上世紀七八十代，中國臺灣的九十代。
在中國，一方面是高速發(fā)展的經濟環(huán)境讓管理人才的職業(yè)晉升速度超過了心智成熟度的提升，另一方面是中國長期以來的應試教育過分注重分數，而忽視了心靈的成長，此外對經濟發(fā)展的過度追求，也讓這一群體缺乏對生活的整體觀。
“升遷官能癥”在中層人群中就相當普遍。“或是沒有做好準備，或者是能力不夠、提拔太快，被提拔上去以后，會發(fā)現很多事情自己沒有能力駕馭了。”曾小亮認為，因為心智的成熟速度趕不上社會角色的提升速度，很多中層人群在職場角色擢升后就會出現各種問題。“跟同事的關系、家庭的問題，突然就會覺得自己扛不住了。我曾經在專欄中提到過，在這個狀態(tài)下要學會用一些方法去調試，這就涉及到很多大的課題了。我覺得這跟人才的儲備也有關系，經濟發(fā)展太快，人才儲備不夠。”
這種對周遭事物掌控能力的欠缺也極大地加劇了這一人群的焦慮感。
一直以來，中國都推崇GDP增長的神話，認為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盡快地發(fā)展生產力，提高經濟水平，解除貧困狀態(tài)，增強綜合國力。在這種背景下，“GDP崇拜”成為一種普遍情結，唯效率主義或獨尊經濟指數的發(fā)展成為主要甚至惟一的取向。片面追求經濟增長也導致了諸多不良的后果，國民教育、就業(yè)保障、社會福利、醫(yī)療衛(wèi)生、文化建設等與人民生活質量密切相關的社會領域的發(fā)展就被不同程度的犧牲掉了，當置身經濟發(fā)展大潮的主流階層人士行至中才發(fā)現自己忽略了身體，忽視了家庭，卻并沒有從過快發(fā)展的經濟中獲得多少幸福感，甚至于找不到自己的未來。
近來，美國、英國等發(fā)達國家越來越重視“幸福指數”這一軟指標，美國聯邦政府和英國內閣甚至撥巨資成立專門的研究機構，聘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·卡內曼等專家坐鎮(zhèn)，設立衡量人們幸福感的指標，使它與GDP一樣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發(fā)展水平的標準。
“幸福經濟”越來越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。曾有人發(fā)問，如果GDP的增長不能讓人們更幸福，政府為什么還要致力于GDP的增長呢？當下“茫一代”既是推動中國社會經濟高速發(fā)展的螞蟻雄兵，也是被經濟高速發(fā)展“副作用”所中傷的一代，他們是否幸福、如何才能幸福，是中國社會經濟代際變遷的注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