千里鶯啼綠映紅,水村山郭酒旗風。
出自唐代杜牧的《江南春》
千里鶯啼綠映紅,水村山郭酒旗風。
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樓臺煙雨中。
千里鶯啼綠映紅,水村山郭酒旗風賞析
這首《江南春》,千百年來素負盛譽。四句,既寫出了江南春景的豐富多彩,也寫出了它的廣闊、深邃和迷離。
“千里鶯啼綠映紅,水村山郭酒旗風!痹娨婚_頭,就像迅速移動的電影鏡頭,掠過南國大地:遼闊的千里江南,黃鶯在歡樂地歌唱,叢叢綠樹映著簇簇紅花;傍水的村莊、依山的城郭、迎風招展的酒旗,一一在望。迷人的江南,經過詩人生花妙筆的點染,顯得更加令人心旌搖蕩了。搖蕩的原因,除了景物的繁麗外,恐怕還由于這種繁麗,不同于某處園林名勝,僅僅局限于一個角落,而是由于這種繁麗是鋪展在大塊土地上的。因此,開頭如果沒有“千里”二字,這兩句就要減色了。但是,明代楊慎在《升庵詩話》中說:“千里鶯啼,誰人聽得?千里綠映紅,誰人見得?若作十里,則鶯啼綠紅之景,村郭、樓臺、僧寺、酒旗,皆在其中矣!睂τ谶@種意見,何文煥在《歷代詩話考索》中曾駁斥道:“即作十里,亦未必盡聽得著,看得見。題云《江南春》,江南方廣千里,千里之中,鶯啼而綠映焉,水村山郭無處無酒旗,四百八十寺樓臺多在煙雨中也。此詩之意既廣,不得專指一處,故總而命曰《江南春》……”何文煥的說法是對的,這是出于文學藝術典型概括的需要。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后兩句!澳铣陌侔耸,多少樓臺煙雨中!睆那皟删淇,鶯鳥啼鳴,紅綠相映,酒旗招展,應該是晴天的景象,但這兩句明明寫到煙雨,只是因為千里范圍內,各處陰晴不同。不過,還需要看到的是,詩人運用了典型化的手法,把握住了江南景物的特征。江南特點是山重水復,柳暗花明,色調錯綜,層次豐富而有立體感。詩人在縮千里于尺幅的同時,著重表現(xiàn)了江南春天掩映相襯、豐富多彩的美麗景色。詩的前兩句,有紅綠色彩的映襯,有山水的映襯,村莊和城郭的映襯,有動靜的映襯,有聲色的映襯。但光是這些,似乎還不夠豐富,還只描繪出江南春景明朗的一面。所以詩人又加上精彩的一筆: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樓臺煙雨中。”金碧輝煌、屋宇重重的佛寺,本來就給人一種深邃的感覺,現(xiàn)在詩人又特意讓它出沒掩映于迷蒙的煙雨之中,這就更增加了一種朦朧迷離的色彩。這樣的畫面和色調,與“千里鶯啼綠映紅,水村山郭酒旗風”的明朗絢麗相映,就使得這幅“江南春”的圖畫變得更加豐富多彩。“南朝”二字更給這幅畫面增添悠遠的歷史色彩!八陌侔耸笔翘迫藦娬{數(shù)量之多的一種說法。詩人先強調建筑宏麗的佛寺非止一處,然后再接以“多少樓臺煙雨中”這樣的唱嘆,就特別引人遐想。
杜牧特別擅長于在寥寥四句二十八字中,描繪一幅幅絢麗動人的圖畫,呈現(xiàn)一種深邃幽美的意境,表達一縷縷含蓄深蘊的情思,給人以美的享受和思的啟迪!督洗骸贩从沉酥袊姼枧c繪畫中的審美是超越時空的、淡泊灑脫的、有著儒釋道與禪宗“頓悟”的思想,而它們所表現(xiàn)的多為思舊懷遠、歸隱、寫意的詩情。
全文賞析分歧
關于《江南春》絕句的主旨,有沒有借古諷今是分歧較大的地方。
有的研究者提出了“諷刺說”,認為南朝皇帝在中國歷史上是以佞佛著名的,杜牧所處時代的佛教也是惡性發(fā)展,而杜牧又有反佛思想,因之末二句是諷刺;蛘J為主旨在尚儒排佛,表達對統(tǒng)治者治國乏術和佛道誤國的憂慮;或認為主旨在借古諷今,諷諫統(tǒng)治者大興土木濫修佛寺會造成國力衰弱民生凋敝,加重社會危機。他們認為晚唐詩人有一種憂國憂民的情懷,審美之中不乏諷刺,詩的內涵也更顯豐富。
有的研究者不以為然。他們只是認為這首詩只是描繪了江南的美景,表現(xiàn)了詩人對江南景物的贊美與神往。了解詩首先應該從藝術形象出發(fā),而不應該作抽象的推論。杜牧反對佛教,并不等于對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佛寺建筑也一定討厭。他在宣州,常常去開元寺等處游玩。在池州也到過一些寺廟,還和僧人交過朋友。著名的詩句,象“九華山路云遮寺,青弋江邊柳拂橋”,“秋山春雨閑吟處,倚遍江南寺寺樓”,都說明他對佛寺樓臺還是欣賞流連的。
千里鶯啼綠映紅,水村山郭酒旗風翻譯及注釋
全文翻譯
江南大地鳥啼聲聲綠草紅花相映,水邊村寨山麓城郭處處酒旗飄動。
南朝遺留下的四百八十多座古寺,無數(shù)的樓臺全籠罩在風煙云雨中。
注釋
1.鶯啼:即鶯啼燕語。
2.郭:外城。此處指城鎮(zhèn)。
3.酒旗:一種掛在門前以作為酒店標記的小旗。
4.南朝:指先后與北朝對峙的宋、齊、梁、陳政權。
5.四百八十寺:南朝皇帝和大官僚好佛,在京城(今南京市)大建佛寺。據《南史?循吏?郭祖深傳》說:“都下佛寺五百余所”。這里說四百八十寺,是虛數(shù)。
6.樓臺:樓閣亭臺。此處指寺院建筑。
7.煙雨:細雨蒙蒙,如煙如霧。
千里鶯啼綠映紅,水村山郭酒旗風作者簡介
杜牧(公元803-約852年),字牧之,號樊川居士,漢族,京兆萬年(今陜西西安)人,唐代詩人。杜牧人稱“小杜”,以別于杜甫。與李商隱并稱“小李杜”。因晚年居長安南樊川別墅,故后世稱“杜樊川”,著有《樊川文集》。